中国书法高等教育的价值观构建

邱世鸿 李伟（南京）

内容摘要：任何教育都是在追求一定的价值观。高等书法教育所追求的价值观，自然是在中国文化的土壤中寻找，核心价值自然是中国哲学、中国美学，它们奠定了中国书法教育的理论高度。而其社会价值、审美价值与伦理价值却又是其具体的价值体现，对书法教育的终极目的产生重大影响。

关键词：价值观中国文化高等书法教育成人

一、中国书法高等教育的核心价值-----教育哲学与美学

中国文化能够延绵至今，在于中国历来重视教育，几乎所有有建树的哲学家都是教育家，都热衷于各种形式的讲学与教育活动，都把目标指向理想人格的塑造和培养。[1]中国书法教育恰好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得到展开，并且成为高级人才培养之手段—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之一，自然起点甚高。中国书法的“传道”特点突出，代表了中国美学的审美原则。清儒以义理、考据、辞章三者并举，强调了学问的综合与会通。西哲杜威曾说过，哲学是教育的指导原理，教育是哲学的实验室。[2]现代书法教育是一门跨学科的边缘性学科，教师必须培养自己的现代意识。高等书法教育学科最高的统领无疑是书法教育哲学及美学。

　　1.儒、道、释互补对高等书法教育的意义

在对中国人格塑造方面，儒道佛三家哲学互相交替，互相补充，调整着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中国哲学的主流自然以儒家学派为代表。“人性论”是中国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义利观”则是中国教育思想的价值导向，而“理想人格”则是中国教育的价值核心。无论儒、道、佛，虽然成业方式不同，而终极关怀的人—成为怎样的人，则是宗旨一致。所谓圣人、至人、神人、真人、觉悟之人等，都是所谓的完善之人。宋代理学称为“新儒学”，就是融通了佛道思想的儒学，在更新的面目下走向会通，将中国教育哲学引向“邃密”和“深沉”，实际上是一种再创新。[3]而且，书法教育作为高级教育手段之一，是精神文化和社会现实都不可远离的动态的焦点，它所接受的三种文化形态，最主要体现在儒家治世，道家治身，佛家治心的功能运用上，形成了进退裕如的生存机制，或者说是一种生命智慧。苏轼的命运相当复杂，一生很有代表性。他的一生经历了由圣贤人格---自由人格---审美人格的递增，最后完成了自己的形象塑造。[4]书法美学所指导的生命实践，集中体现出人格理想的追求，或重视“里仁之美”、“至大至刚”、“文质彬彬”之美，如张怀瓘“风神气骨论”、韩愈的“气盛论”等；或重视“飘逸之美”、“淡泊之致”、“无为逍遥”，如梁武帝崇尚的“萧散简远”论，米南宫“天真平淡”论、明清书画家推崇之“古淡”、“天趣”论等；或推崇“圆照”、“自得”、“妙悟”之说，如项穆之“心相说”，刘熙载之“书本于心行说”等。这些美学影响深远，全是从中国哲学中提炼出来，形成了艺术哲学。方东美先生认为，人性之伟大在于全幅发展，端赖扩而充之，大而化之，藉超脱点化、教化、理想化之过程，而止于至善。虽然儒道佛三家致之之道及精神护持方式不同，而最后共同之结果是“个人品格的崇高化”。[5]高等书法教育之终极目标，自然也是追求“个人品格的崇高化”，其所达到之境界与各自的修炼方式有关。宋儒所谓“格物致知”，日用伦常皆须理会，下足功夫，自然此心透彻。高等书法教育离不开对中华元典的继承和弘扬，在文化“蜕变”中更需要发扬中华元典的文化精神。

　　2.高等书法教育的包容性与多元化

中国美学吸收了外来文化、周边文化的精髓，在自身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将其他文化充分消化而为自己所用，形成了包容性极强，多元并存之局面。在夏、商和西周时期，已经形成了开创了多元化模式的先例，如夏代尚“朴”，殷商尚“富”，西周重“礼”，分别表明这三格时期的义利选择和价值取向。[6]每个时期都同时存在两条以上的对立思想，互相碰撞，互相交融，才形成了中国美学之绚丽多彩。最典型的是唐代时期三教并存，艺术得到最充分的发展，形成了世界高峰。高等书法教育必然承载中国文化的精髓，也必然要具体包容性和多元化。具体而言，高等书法教育的包容性体现在对古代哲学直到当代文化哲学，均采取开放式的姿态，唯善是举，择善而从。如汉武帝独尊经学，魏晋崇尚玄学，宋代高倡理学，清代俱亲朴学等，一代有一代之风气，一代有一代之美学。高等书法教育不能离开时代审美风尚，而重在分析研究其得失，贵能“古不乖时，今不同弊”。当然，因为政治、文化、环境等因素，倡导的主旋律往往有偏向。如明清的江南文人在倡导“南宗”、“南派”时，就常常有些贬低“北宗”、“北派”的含意，这也涉及到“碑学”与“帖学”等问题的探讨。但总体来看，辩证思维还是时代主流，理性回归，走向会通，在清代以后更加明显。高等书法教育中如对民间书法、文人书法、宫廷书法的讨论，对各自的得失之辩证分析，常常给学生带来导向作用。“古质”与“今妍”、“神彩”与“形质”、“功夫”与“性情”等的审美范畴，很能反映出中国书法艺术的价值取向。而这个取向与诗词思想、绘画思想、音乐思想、文学思想、印学思想等基本一致，典型的反映出中国哲学思想的穿透力。从教育成功的结果看，“苏门四学士”或“苏门六君子”互相砥励，互相包容的学风，正是东坡开放式教育的结果。许多教育史只谈二程、朱熹等的教育思想，而忽略了苏氏家族的教育，显然是研究方向的一大缺陷。古代的高等书法教育在皇帝身边的专门机构进行，如汉灵帝的鸿都门学，唐太宗的弘文馆、集贤阁，宋代的画院、元代的奎章阁，清代的四库馆和内阁等，加之不少朝代还有科举取仕，对书法有着促进作用，如唐初出现“四大家”并非偶然。当代高等书法教育主要在高校，分为艺术学院和师范大学两大类。因为教育性质、目标、步骤、地域、风格、经济等不同，造成了各有偏重，学术型与专业型不同比例的现象。中国地域广大，南北东西的高等教育明显有着差异，在政策开放、人才引进、学术奖励等出现巨大差异。江南书风偏于柔美飘逸，北国书风偏于粗犷豪放，可以互相交流并扬长避短，方为上策。见贤思齐，从善如流，才是高等书法教育之正途。同时，书家不仅仅要感觉到书法是艺术激情的凝聚，而且还是一种平静而深厚的学问，理论与实践的双翼同时起飞，才能拥有广阔的天空。

　　3.高等书法教育的价值取向

具体而言，中国高等法教育的价值取向立足中国文化，有以下几个特点：

（1）儒家的文化价值取向。如孔、孟、荀三家为原始儒家代表，以宋明理学家为集大成者，理论占据主流，尤其是“人性本善”、“重义轻利”、“以德为首” 、“经世致用”、“格物穷理”、“文质彬彬”、“里仁为美”、“兼济天下”、“忧道不忧贫”、“中庸为上”等的价值观念，当然也包括墨家“重利贵义”思想，追求个人与社会的和谐的为己之学。体现在书法教育中则是“书为心画”、“德成而上，艺成而下”、“技进于道”、“文质相侔”、“中和为上”、“书关德性”等。南宋的功利主义教育哲学将“内圣外王”之传统作了修正，更为强调原始儒家之“内外交相成”之道，可惜为时代所压，并未成为主流。但追求形神皆备的“神品”观念，遒丽天成，却是历代多数人所认同的。其实儒家的人格范型也是多层面的，既有“内圣外王”、“修齐治平”、“经天纬地”的外王气概，又有“独善其身”、“淳儒之道自律”、“慎独”、“从容中道”的内圣修为，与道家佛禅想通处不少，可见其开放之处。高等书法教育从积极方面入手，首先要弘扬儒家的奋进、入世、自强精神，处理好书家与社会的关系，以天下为己任，敢为天下先，对于创造精品、倡导高雅之作、关注当下有着积极的指导意义。

（2）事功学派的价值取向。除儒家的“外王之术”外、墨家的“重利贵义”，法家的“重利求强”的价值取向、南宋功利主义教育哲学、浙东学派的事功观念的价值观念。正确的功利观可以使学生建立通达的人生价值观，在面对西方文化和价值观强烈冲击时，我们能够反省历史，接续先贤正脉。历代宣传孔子学说，过分强调“君子羞言利”、“君子远庖厨”、“义大于利”等观点，却缺乏辩证精神。儒家也强调“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实至名归”、“以义为利”等。不过本着“仁者爱人”之心，而以天下为己任，求公利、大利。墨家《非乐上》）注重“义即利也”、“万事莫贵于义” 、“兼利天下”、“君子以身载行”的道义原则。法家如商鞅在《修权》等章所倡导的“盛力之道”、“赏多威严”、“立法分明”、“赏厚而信”等，韩非子《外储说》等所倡导的“贵法不贵义”、“乐生于为是”、“赏罚随是非”、“礼者义之文”等，强调以义制利、利从以义。王安石所谓“理财乃所谓义”、“性情一也”、“陶冶成才”等，强调“习行”的重要作用。陈亮的“义利并行观”、“成人之道”、“即物明理”等观点，尤其是“开拓万古之心胸”的气魄，与道学之以醇儒自律不同。叶适《叶适集》卷十的“内外交相成”、“学以道会，人与德合”理论，在书法教育中，最为实用，在今日需要重新认识他们。他们所倡导的功利观对书法教育之“名利观”、“市场观”、“收藏观”有着借鉴作用。

（3）道家学派的价值取向。如庄老思想之“脱俗求真”、“返朴归真”、“逍遥自在”、“无为自化”、“大美无形”、“守拙乐静”的价值观念，追求人与物之统一和谐。体现在书法教育中则是“道法自然”、“天真烂漫”、“萧散简远”、“静穆飘逸”等。尤其是魏晋玄学耦合儒道，以道为本的教育理念，倡导“任自然”、“性其情”、“安其性”等观念，从人性自身解放开始，到与山水自然的融合，物我同一。在书法教育方面则体现为追求“书意转深”、“书道玄妙”、“观韵”、“传神”、“妙造自然”、“平淡天真”等观念，形成了对“韵”、“趣”、“意”、“逸”等的追求。尤其是宋儒从追求“逸”的美学态度到实际落实在生活中的“逸”的人生，生活的艺术化和艺术的生活化融合一体，显示出中国士人的高超之处，日用伦常俱可体道，隐逸自足，艺道一体，先贤智慧可谓深邃细密。在众多书家中，受到道家思想影响者更为巨大，形成了“平淡”、“天真”、“自然”、“萧散”、“古淡”、“清逸”等审美风格。道家之修身养性及超越之举，对于书法创作的“胸次论”、“风格论”、“修养论”、“创作论”等的培养有相当的意义。《淮南子》一书以道、儒相杂，吸取了道家的思想精髓，提出“遗物反己”、“和而弗矜”、“心不忧乐”等观点，强调自我修养复归本性；又吸收儒、墨在人情、人际上真诚、慈善之传统，提出“诚出于己动者远”、“仁质智行”、“至德致世”等观点，自然推导出道家教化思想必须向儒家仁义伦理型和法家刑赏法治型教化模式转化的必然趋势。在宋代以后的书学多吸取此种思想。

（4）佛学学派的价值取向。如佛教中的“心性合一”、“自心是佛”、“妙悟”、“圆觉观照”等观念，经过宋代新儒学的改造，融合三教而归宗儒教，显得博大精深。三教融通的结果，出现了“性命双修”、“心即理”、“灭情复性”、“知礼成性，变化气质”、“心统性情”、“六经皆心学”等思想。佛禅文化尤其与中国文化之内圣相结合，极端内倾，发展出了徐复观认为的中国文化为“心”的文化，在开掘内圣文化方面贡献尤大，禅宗的智慧最为杰出，僧俗一家，禅悦之风盛行。在书法教育方面，“心画说”、“心相说”、“心正说”、“心通说”等交替发展，六艺皆为心学，“书法即心法”广为流行。凡论文艺，不可离开“心”字，“心外无理”、“心外无物”，一切俱在人心把握之中，如徐渭所谓“世间无物非草书”之提出，本身就是一个绝妙之命题。国学大师马一浮先生提出了“六艺统摄一心”等观点即源于此。佛学的广大智慧为中国高等书法教育打开了解决“人生观”、“价值观”、“修养观”、“鉴赏观”等的大门，培养了“正法眼藏”。

中国书法高等教育，追求成人成己之人格高度，寻求“孔颜乐处”，培养出“浩然之气”，涵泳“圣贤气象”，达到“天人合一”。这是中国传道、载道、贯道、明道之高等教育之终极关怀。高等教育所涉及的价值取向，范围完全更广，成功典范更多，如苏轼、黄庭坚、魏了翁、曾国藩等人的教育思想都可取舍之。中国书法的高等教育自然是完善人性，铸造高格，以中国文化之精髓陶养气质，达到圣贤之境界。

　　二、中国书法高等教育的审社会价值-----适用功利观

研究者认为，虽然在价值观方面，中国教育存在着“道义派”与“功利派”的长期斗争，道义派略占上风，形成了重义轻利的传统，但中外教育的共同之处都在于强烈的批评精神，反对古典教育的华而不实，强调学以致用，疾虚崇实，知行合一。[7]这种教育既有功利性的实用主义，又有超功利的审美教育。

　　1.高等书法教育倡导“学以致用”

孔子的学说影响巨大，不过是关于修己、安人的学说。孟子的“存心养性”、“仁政”说，《大学》“明明德”、“修齐治平”学说，《中庸》的“成己”、“成物”说，《易传》的“敬以直内”、“义以方外”，直到北宋鸿儒的“学为圣人”等观点，都是修己安人的实用观念。北宋邵雍《伊川击壤集》卷十七“能言未是难，行得始为艰”；朱熹普遍主张“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世务”；吕祖谦等事功学派更注重“通经致用”、“切于民生实用”。南宋时期商业思潮影响了士人的处世理念，学术界分化出一支重视事功思想的-浙东学派，使经世致用思想成为南宋以后艺术批评的价值尺度。其实，从先秦时期就很注重实用与理论的结合，人们生存之需要决定了任何艺术行为都需要实际价值，墨子的“义利统一观”在北宋也得到遥相呼应，张载的关学强调了“求实务本”的重要性；王安石的“利者义之和”等观念，都接续了儒墨文化传统，在事功实用方面再度兴起波澜，经过明末东林书院的承接，导致清初关切实政，利用厚生风气的形成。

　　从书法发展来看，每种字体的产生都是结合当时环境所需要而“因时适变”、“临时从宜”。自然，每家风格的产生也是根据时代需求而产生，如王体之“今妍”、“遒媚”，针对钟繇书风之“古质”、“古雅”而变化，适合当时的审美趋势。郑燮的“六分半书”、“乱石铺阶法”，无疑是针对“馆阁体”的“乌、光、亮”而以谐济庄。学以致用并非仅仅理解为实用主义，它更多注重判断、选择、作用，在当下产生更符合大众审美趣味的表达手段。颜真卿楷书一变东晋王氏楷书风流飘逸的贵族气象，而以端雅宽博、敦厚雄秀为特点，吸收民间书法之朴拙之气，加以提炼，创造出一种“望之俨然，即之也温”的正人君子形象，不仅仅能代表盛唐之音的恢宏气势，常常成为后世伟岸人格之象征。王安是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就说过“然而不肖者，苟能雕虫篆刻之学，以此进乎公卿”，他的革新变法更趋使用，试以“经义策论”而去“诗赋帖墨”，强调教育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国家栋梁。南宋以后，事功学派重视经验知识的基础作用，重视才智和艺能的倾向，强调感性行为的规范化，不同于纯理性化的理学境界。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之述学中说：“惟吾性好穷理，不能为无用之学”，也颇为自责。道德理想主义与社会功利主义之间论战持久，事功学派强调道德与事功的关系，克服道学家把纯粹的道德人格视为成人之道的唯一途径的缺陷，纠正了理学心性之学的过度膨胀，具有相当的现实意义。

　　倡导“学以致用”，最大的问题自然要解决“义利观”，如何对待名利与道义，历来争论强烈。孔孟言爱注重有实益于人，直到当代新儒学也是如此。书法高等教育之目的，必然要善于引导学生研究每种艺术现象、风格流派、个人风貌、时代共相的前因后果，寻觅创变之源，使学生在实际操作中能够以其所学创其所变，并树立正确的名利价值观念，使自己的人生追求在更高层面上实现。

　　2.高等书法教育倡导“知行合一”

　　徐用锡《字学札记》云：“诗文书画皆须换骨，随手所为时体俗样都不好。如何能换？日日泽于古而已。”[8]当然，变换气质，“泽于古”是基础，还需要在自然中感物通灵，取法于书本之外。实际上，历代教育家都注重理论与实践的合一，这就象东坡所谓“有道有艺”。清人片面认为宋儒只会空谈性理，实际上连程颢、程颐、朱熹、真德秀、魏了翁等都非常注重在生活实践中来“体道”，二程不仅写诗写字，而且不剪除窗前野草，认为长得有“生意”，可以观赏；朱熹提出“文从道中流出”观点，也写出“为有源头活水来”的诗句，并针对文艺创作提出了“物感说”：“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9]清代特别注重实行的颜习斋在《存学编》卷一中讽刺理学家“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恩”，有些偏激。但“一死报君恩”也非空谈，舍身成仁不正是最大的生命体验？我们现在看看学者、理学家、文人等的手稿，以及他们的气节修为，何尝不是言行一致？王羲之酒后感慨“死生大矣”草成《兰亭序》，书法家颜真卿面对叛逆杀害亲友愤然写出《祭侄文稿》，状元文天祥临危写下《正气歌》，僧人弘一法师去世前手书“悲欣交集”，毛泽东战争时期激战中草书“战地黄花分外香”，书文并茂，千古流芳。没有高瞻远瞩之“知”，又何来荡气回肠之“行”？试看“天下三大行书”的创作过程，无不佩服中国士人之“艺道一体”。功利主义教育思想家颜元的“习行教学”法颇有启迪：“读尽天下书而不习行六府、六艺，文人也，非儒也，尚不如行一节、精一艺者之为儒也”。[10]可惜他在艺术方面造诣却没有高度，否则他的名气更大。历史上理论家张怀瓘、项穆、刘熙载等，理论有着一流水平，而无相应的作品水平来应证，所以名气常不如孙过庭、黄庭坚、董气昌、康有为等人“知行合一”来得猛烈，这是不争之事实。要实现知行合一，最好的办法是书法美育。1906年，李瑞清在两江师范学堂设置图画手工科，开设了中国画与书法课，亲自教授书法课，开始了中国书法的高等教育。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强调实行。他给“美育”定义：“美育者，应用美学之理论与教育，以陶养感情为目的者也”。[11]徐无闻先生曾作《寿西泠印社八十周年二首》中有句：“椿寿八千今纪始，宏扬绝艺在西泠”、“世人何得小雕虫，建设文明定附功”。[12]可谓中肯之语。南京艺术学院黄惇教授在身体力行实践“新帖学”之际，还在教学中提出思考：“当今展览会已成为发展书法创作的主渠道，如何既发挥其积极意义，又克服其负面影响---阻止流行风的泛滥，少一点‘高大全’，多一些精品意识。”[13]可谓善学善教。当今的高等书法教育在理论结合实践方面已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功能体系。

　　3.高等书法教育倡导“雅俗共赏”

书法艺术在唐之前多为贵族文化教育的重要手段，在宋代以后解放开来，书法平民化倾向十分明显。书法虽然是高华精妙之术，但也必须接地气，面向更为广阔的人民大众。历来成功的书法转型，首先是在吸收人民大众智慧的基础上加以个人的专精修炼，融合而成。滕守尧先生在《中国艺术批评史》专论走向世俗：北宋艺术批评思想中的通俗论。他认为，“唐宋转型”肇始于唐代后期，城市化、商业化、文人化、平民化等政策促进了北宋巨大的转型，在艺术批评思维在传统雅文化的主流形态下开始分化出俗文化的支脉，在雅俗并举之下呈现出俗文化越来越突出的倾向。[14]艺术的“通俗化”包含两方面含义：一是内容的通俗化，即是审美理念上的社会化。二是艺术形式的通俗化即是艺术种类的市民化。可以说，宋代特殊的文人政治造就了艺术的雅俗共赏。欧阳修以书为乐，并不以书为取仕之资，在日常往来中以信札、尺牍为交往之具，书法无处不在，所谓雅俗全在自己修养之高低。欧阳修《六一书论》云：“有以寓其意，不知身之为劳也：有以乐其心，不知物之为累也。然则自古无不累心之物，而有为物所乐之心。”[15]这与道学家所谓“格物穷理”有相通之处。东坡《超然台记》也认为“凡物皆有可观”，也是此理。宋时在饮酒品茶时“玩墨”，追求艺术的娱乐功能，标志着艺术功能的“唐宋变革”：从以传统儒家伦理型的政教、修身养性功能为主，转向北宋的娱乐体验和修身养性并行的艺术修养论，通过乐的途径达到人生修养与审美胸的统一。[16]这实际上肯定了雅俗并行，至明清达到高峰。李渔在《闲情偶记》中提出“雅中带俗，又于俗中带雅；活处寓板，即于板处证活”。[17]虽论戏剧，这样的变通处理，符合书法的审美观。

高等书法教育，既要坚守雅正、清逸、高华的艺术本色，又要面向广大群众，在内容、字体、款式、材料等方面尽量与大众审美接近，适应人们的普遍需要。如明代的折扇、对联、边款等，在发扬传统艺术的同时，获得了广阔的空间。曾经为中国高等书法教育做出贡献的许多大家都特别注重“以雅化俗”，“以俗合雅”，取得了相当的成功，故能千秋不朽。胡小石的书法取法碑意，而存其骨韵去其粗俗；沙孟海先生的古玺印在高古中多些平实，书法在刷扫中多些平正；陆维钊先生的“螺扁篆”虽然借让挪移，而不失大篆、小篆之旨；徐无闻先生的小篆取法秦汉而参唐李阳冰、清邓石如篆意，中山王篆在典雅飘逸中增其凝重、古茂之趣，如此等等皆在于自身修养与社会责任所致，因为他们都从民间走向高校，责任意识十分突出。在当今书法专业化、学科化、国际化的同时，书法的“雅”主要在书斋养成，多艺贯通；而“俗”则因为市场化、官场化、商业化、网络化等原因，走向更广阔的群众空间。如何出来雅俗并举问题，书法教师义不容辞。

　　三、中国书法高等教育的审美价值-----超功利观

　　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说过，一个民族没有形而上学，就犹如神庙没有神。中国的形而上学注重教外别传、玄妙之意、幽深之理，令人回味不已。南宋陆九渊最得意的弟子杨简，秉承孔子“心之精神是谓圣”的传统，提出了“不教之教”、“不习之习”的教育方法论，非常具有辩证思想。书本之外的“道”即是精神、境界、规律等，体现在书法中就是格调、气息、韵趣等，就需要综合修养，从渐悟到顿悟，从自觉到圆融。高等书法教育只有在远离名利场方能飞升到高邈之境。

　　1.洞明心性

“心性”是心、性的合体。在儒道二家中心、性分开使用，而佛家常将“心性”连用，偏于心之体悟内观。自孔子之后以心为官；自孟子始以性为善；佛禅则要求明心见性。宋儒总结为“内彻心性，外透天道”，培植性灵，以人合天。传钟繇《笔法》中提出：“笔迹者，界也；流美者，人也”的观点；王羲之《书论》强调“须书意转深”；唐孙过庭《书谱》也提出书法是“浚发于灵台”之艺术；张怀瓘《书议》中则提出“一字见心”之说；王安石《礼乐论》则说：“圣人内求，世人外求，内求者乐得其性，外求者乐得其欲”[18]他之观赏书画等艺术亦同此观点。理学集大成者朱熹则总结提出“气质之性”、“天地之性”等，对“心统性情”做了系统研究。到元代郝经甚至提出“书法即心法”的概念，有所谓“内游”、“内求”之说。后人李祖年《翰墨丛谭》总结曰：“笔墨之道，以之陶写性情；著得一点尘俗，便不佳矣。”[19]中国士人重视心灵上的宁静、自然、平淡、本色，以庄老思想之玄远、超然、飞升为追求目标，能够得自然之妙有，与天地同流，精鹜八极为乐，故书论中重视“平淡自然”、“萧散简远”、“意趣天成”等，为其心通宇宙，克服物障、法障，明天心以见自性。包世臣《艺舟双楫》答三子问曰：“性情得于心而难名，形质当于目而有据”[20]。明项穆在《书法雅言》之“心相”篇发挥出来，提出“德性根心”之说，“书之心”与“书之相”的互通关系。清代艺术批评思想的总结者刘熙载在《书概》中提出“写字者写志也”、“书也者心学也”两个概念，可以作为总结。所有他强调“学书先理性情”、“书本于心行”，并指出书家心性不同，书风气质自然有别：“贤哲之是温醇，骏雄之书沉毅，畸士之书历落，才子之书秀颖。”这也可理解为气质之性在书法墨迹中显现。国学鸿儒马一浮先生提出：“六相摄归一德，故六艺摄归一心。圣人何以圣？圣于六艺而已。”[21]书法自在六艺之中，一心之为德，不亦大哉！可以说，高等书法教育最后的阶段也是“心法”修炼，全在性情之正邪。

　　2.乐道忘忧

　　乐道忘忧并不仅仅是儒家情怀，道、禅而家同样也有如此境界。孔子赞赏颜渊之“陋巷之乐”有道存焉，如《淮南子·诠言训》所谓：“古之存己者，乐德而忘贱，故名不动志；乐道而忘贫，故利不动心”。认为在学习与教育上分为圣学、俗学和庸学，而圣学是以超凡脱俗、成圣成真为目的的，属言道者。魏晋重视书艺，不以地位、财富为贵，视其为文化修养和身份贵贱之象征，故能出现“书圣”。唐人以书取仕，点画精工，然亦强调笔墨“神彩”、“风骨”，以自然为依归，三教并重，故书道宽广，书法得其神品；宋人不以书法为考试之业，闲暇学书乐而悟禅，逸品顿出。王宗炎《论书法》云：“古人作书，以通身精神赴之，故能名家。后人视为小技，不专不精，无怪其卤莽而灭裂也”。[22]他赞赏王羲之写兰亭“天怀高朗，兴会所至，神与之化”。学习书法首先要培养一种胸怀，黄山谷所谓“胸次论”，要在“不俗”、“韵胜”，就其精神境界而言“士可百为，唯不可俗”。俗则随波逐流，未能合道，无以为乐。清代钱泳《书学》中将学书分为三等：传世之学，科第之学，酬应之学。[23]无疑作者强调“传世之学”，不仅要天姿绝顶，而且读史学碑，游山玩水，乐以合道，不计较得失，忘忧忘贫，故能传世。高等书法教育的使命首先是“传道”，然后才是“授业”、“解惑”，这是与西方教育不同之处。新儒家最讲究“从容中道”，需要极深的涵养功夫方能臻此。

　　培养学生的创造力，就是一种“传世之学”。乐道的宋人将手札之工，闲适之意表达得淋漓尽致，为后世树立了榜样。文人书法在宋代达到高峰，开创了很好的先例，至今影响仍然巨大。从“逸笔草草”到“聊以自娱”，从“以书入画”到“尊受”、“蒙养”，士人艺术都遵循着“乐心乐道”的路子，走向心灵的皈依和超越。张怀瓘《书议》认为王羲之“笔迹遒润”、“天姿自然”是因为“其道微而味薄”，“理隐而意深”，这与他《书断》中所倡导的“意与灵通，笔与冥运，神将化合，变化无方”的意象论一致。书道之妙，在乎一心，意逸乎笔，造化发灵，自能登峰造极也。乐道自然忘忧，长存在于自然山水田园之间，最主要忘怀于功名利禄。明学者孙鑛《书画跋跋》赞赏柳公权《兰亭诗文》书功力深、天趣溢出：“做字贵在无意，涉意则拘，以求点画外之趣寡矣。”[24]这就是乐道情怀！

　　中国书法高等教育在专业化、学科化的同时，需要更多的人文关怀，培养古人的“乐道”、“淡泊”、“雅逸”情怀，注重诗书画印的综合修养，不要为艺术而艺术，就可以得其真精神。徐无闻先生《山阴兰亭留题》云：“放浪山川少长集，永和当日此流觞。天机妙会忘心手，何计千秋论短长”，[25]这就是对书圣最好的概括，也是我们当代高等教育需要借鉴的地方。

　　3.天人合一

在教育哲学最为发达的南宋时期，理学教育自然是最为成功的。从价值观的角度来看，程朱之理学与陆九渊之心学，都是通过沟通本体论与心性论来建立其道德形而上学的。它把人的价值提高到宇宙本体的高度，把人生境界提升为“天人合一”的天地境界。同时又把人的本质化约为人的道德本质，通过对人的主观能动精神的强调，来树立人在道德实践中的主体性。[26]所以，钱穆先生认为“天人合一”是中国人获得的最高智慧。中国人认定人与自然浑然一体，人生态度是重心在内。就理想人格而言，一是宇宙的终极本体与人的道德原则是统一的，二是达到天人合一境界的人方是理想人格。[27]

于令淓《方石书话》认为：“书必异境独辟，夭矫不群，乃能耐久。不但与时人异，即祖、父、师、友，亦不可同。”[28]这“异境”就是自我与天地精神相往来。我们在书论中经常看到“天姿清妙”、“天趣浑成”、“秀绝人寰”、“颓然天放”等，实际上已经看到了“性灵说”之两端：性情与灵机（袁枚释）。前者为人心，后者为天道。书法学人既要培植心性，得其性情之正，又须超拔流俗，挺然风气之外，妙造自然，则可优入圣域。明代项穆《书法雅言》认为“临池之士，进退于肥瘦之间，深造于中和之妙，是犹自狂狷而进中行也。”[29]他所推崇的五品（正宗、大家、名家、正源、傍流）之首“正宗”则是“会古通今，规矩谙练，骨态清和，众体兼能，天然逸出，巍然端雅，弈矣奇解。”实际上也带有以人复天之意味，故他在《正奇》中说“从容中道，此乃天然之巧，自得之能”。其“神化”章又谓：“神化也者，即天机自发，气韵生动之谓也。”颇能体会理学家之圆通之妙。书法的修炼最终是人心与天道之融合，正如朱长文《续书断》中所言：“书之至者，妙与道参，技艺云乎哉！”[30]周星莲《临池管见》所谓：“作书能养气，亦能助气”、“故知书道，亦足以恢扩才情，酝酿学问也”。[31]书法之道，只有在超越笔墨技法之后，与天地精神相往来，才见性灵，才见生趣。

钱穆先生认为：“中国人认为，一切学，皆从人之性灵来，人之性灵，出于天地自然，故必须该有其共通合一处。”[32]可以作为注脚。我们的高等书法教育，不能全部教授学生以知识和修养，还需要他们自我体悟、感受自然、超越平凡的实践功夫，不仅“绝知此事要躬行”，而且“万里之行始悟真。”这是培养高级人才的必经之途。

　　四、中国书法高等教育的伦理价值-----成己成人观

　　1.成人与成己合一：人格修炼

先秦儒家、道家及佛家学说都强调“成己为人”、“成人达己”，所谓“己欲成而成人，己欲达而达人”。《孟子.尽心下》已经提出：“故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已经为士人之成人成己之说做了最好的注释。董仲舒明确提出“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汉书.董仲舒传》）已经明确提出了士人的价值观。但多数时候，不能“兼济天下”，则需要“修己以安百姓”。“内圣外王”是每个中国士人的人生理想和责任，也是士人最高价值的实现。朱熹在《寄陈同甫书》明确表示“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教人做人”。陈亮认为“才德双行，智勇仁义交出并见”，“人生只是要做个人”。所有他推崇“推倒以世之智勇，开拓万世之心胸”的英雄豪杰。

许慎《说文解字序》曰“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赜而不可乱也’”。书法教育离不开“小学”教育。赵构《翰墨志》就很明确指出：“或草圣草贤，或绝伦绝世，宜合天矩，触涂造极。非夫通儒上士岂可语此，岂小智自私、不学无识者可言也”。[33]明代项穆《书法雅言》最后总结说：“宣尼德性，气质浑然，中和气象也。执此以观人，味此以自学，善书者鉴，具得之矣。”[34]这已经把书法当作人伦之寄托所在了。书法既然为心画，也是书家精神气质、人格修养之载体，涵泳经义，反思时弊，选择至善，必须有着丰富的审美判断力。梁巘《评书帖》中就指出张樗寮《金刚经》“只以鬼巧见奇，派头不正，邪态丛生...此其不能为大家，而止得为名家也。”这里明显指出大家之书经过修养而得中正的重要性。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行草二十五》也指出：岳飞书“力斫余地”，朱元章书“雄强无敌”，宋仁宗书“骨血峻秀”，皆为“豪伟丈夫，胸次绝人，点画自异，然其工夫亦正不浅也”。这说明人格修炼对书艺的相互提高作用，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

　　2.明道与载道合一：德上艺下

《礼记·》有云：“是故德成而上，艺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后。”孔颖达疏：“言德在内而行在外也。”乐记古人对待艺术与人生，多言“德上艺下”，把人格修炼放在极高的位置。书家经过技法训练---文化修炼---人格的锤炼三个过程，才算完成大家之路。很多人在某一方面的修炼不够，或后劲不足沦为普通之士，或为人所诟病，遗憾终身。明白先贤成功之道，更需在实践中一以贯之，修身进道，立德立诚，可谓不朽。唐李嗣真在《书后品》中提出：“盖德成而上，谓仁、义、礼、智、信也；艺成而下，谓礼、乐、射、御、书、数也。”他主张书法写好还不行，还需要具备“经国之才”、“干城之略”，方为完美。张怀瓘《书断》接着也说：“艺成而下，德成而上。”他认为“四贤”（钟繇、张芝、王羲之、王献之）妙各有最，“固不可文质先后而求之，盖以一义贯之，求其合天下之达道也。”这四家虽然水平有高低之分，但都能够“合道”，所以能够“高步于人伦之表，栖迟于墨妙之门”。徐浩《论书》也提出“德成而上，艺成而下，则殷鉴不远，何学书为？”他认为凡做事做人都须如此。韩愈《送高闲上人序》认为高闲师浮屠氏（佛教），没有张旭之有道，如利害必明，情炎于中，有得有丧，勃然不释，然后一决于书。有着丰富之情感，才能达到“变化犹鬼神，不可端倪”之境界。韩愈重视儒道，喜怒哀乐任其自然，而“得有象之书”可以动人。宋朱长文《续书断》之首重神品，推颜真卿为第一。更为推崇其“其发于笔翰，则刚毅雄特，体严法备，如忠臣义士，正色立朝，临大节而不可夺也”。这种人格魅力，体现在书中的“大德”是英雄豪杰的威武不屈，富贵不淫，贫贱不移。黄山谷《论书》认为“学书须要胸中有道义，又广之以圣哲之学，书乃可贵”。这也可以理解为书家除了笔墨技巧训练之外，还需要在学养、责任等方面加强，必须具备“公德”意识，还须有相当的历史担当与奉献精神。钱穆先生在《中国学术通义》中说过：“余尝谓道家所言，乃一艺术人生，儒家则为道德人生，其实儒家言道德，即是人生之一种最高艺术也。”[35]古人修身重立德、立言、立功，谓之“三不朽”。

兴59理学家之“内彻心性，外透天道”之意。书法家在名至实归之后，当多为社会大众着想，义卖作品赈灾，赞助出版著作，设立文化基金奖励新秀等善举等，德艺双馨也是积善成德之善举。

　　3.艺品与人品合一：品高则格高

　　游艺先贵立品，在气节、德行、教养、器识等方面都要有所强调。持敬自得，不受物累，察识涵养，格物穷理，返本出新，可谓蓄德立品，标拔性灵。这“品”通过“气”而显现。杨宾《大瓢偶笔》中云：“帝王书有英伟气，大臣有台阁气，僧道书有方外气，山林书有寒俭气。”[36]《郑板桥集》）。历代书坛上技艺高妙者不乏其人，有传有不传者，不传者如蔡京、秦桧、林彪、蒋介石、汪精卫等，虽然我们用历史和美学之观点来为他们的书法作品做出评价，但仍然免不了对其“品德”优劣的追认，在民族大义面前，鱼肉人民，残害忠良，他们没有豪杰之士如颜、文、黄、谭等那样成就自己的仁德，所有只能遗臭万年。书法关乎“德性”，人品关乎“艺品”，君子自当慎之。当今书坛，功利主义泛滥，为争夺主席之位，不择手段；为一夜成名，不惜投评委所好，如此等等，可谓品节有亏。追思古贤，我们更感觉需要“进德修业，自强不息”，在墨海中立定精神，自铸高格，成就艺术化的人生。因人论书，因品立格，历来是我国文艺批评的法则之一。人伦道德价值至尊无上的观念，在经历了各代儒家贤哲的无数次的系统化的理论论证活动后，成为儒家文化的中坚和理论基础，反过来又对人们从事各项活动产生了持久而广泛的影响。[37]伦理向善，贵在有义，乐以成德，文以载道，有时又存在着“泛化“现象。宋代而言，苏轼之“君子小人”论，黄庭坚的“不俗论”、“韵胜论”，米芾的“俗品论”，李之仪的“精神为上论”、“气古韵高论”等，推崇晋、宋间风气，倡导超逸、不俗、雅远的人品，正是对“逸品”艺术的大力张扬。姜夔《续书谱·风神》推崇晋宋间人之品质，萧散雅逸，所谓：“风神者，一须人品高，二须师法古”,把人品高放在第一位，并非偶然也。北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论“气韵非师”：“人品既已高矣，气韵不得不高；气韵既已高矣，生动不得不至，所谓神之又神而能精焉。”[38]将“人品”之高低作为评价艺格高下的惯例，自此至今也没有大变。朱熹《遗书卷十八》认为文艺百技皆在“德教”之下，德教之内容是“礼、乐、刑、政之属，圣人因人物之所当行而品节之”。这当然提高了道德教化,与先秦儒家“成人之道”有所偏离。陆王心学比朱熹更甚“凡射、御、书、数等事，皆艺也，为卑为贱，为下为后”。[39]颇为极端，但他们并不反对人品对艺品的决定作品。如朱熹在《晦翁论书》中，赞赏为人厚道的韩琦之书“安静详密，雍容和豫”，批评王安石书法“躁扰急迫”，其“书关德性”即是“书关人品”。直到清代中期，“难得糊涂”的郑燮，也要在矛盾的进退中反复强调从事文艺创作还须“端人品，厉风教”（

　　高等书法教育，不仅仅是学问的积累，而更是“传道”与“载道”的实现。圆融变通，博学兼通，三才并臻，六艺尽显，则能尽书法之善。笔墨之修炼可以玉成书家妙品，需要在历练中找到自己的个性所求，培植大爱之心，铸就高尚之格，成就真善之品，则教育之功可垂千古。姜夔《续书谱》所谓“艺之至，未始不与精神通”，可以续之曰：艺之至，未始不与人品合。古今中外，其理攸同。马一浮先生认为：“德行者，大雅之称也。一至，谓之偏才。偏才，小雅之质也”。“修德须进，性德亦有进······当知天地之道，只是至诚无息。不息，即进也。与天地合其德，只是贵其不已。”[40]古圣先贤所述之修养之道值得参考。

在2010年杭州中国美院举报的“高等书法教育论坛上，我提交的论文《论国学涵养对高等书法教学的多重影响》集中提出四点：（一）心性的陶养：国学素养的辐射作用；（二）理趣的寻求：文化传统的现代张力；（三）思维之辩证：中国哲学的思辨精神；（四）人格的凝定：中国传统教育的终极目标。[41]我认为基本可以概括国学的影响。高等书法教育是一个长期而需要自觉修炼的过程，还需要审美鉴别力。我近期又在《中国书法》杂志上发表了《对当代书法创作现状的忧思》，指出当今书法创作中的四大矛盾：

（一）“技”的超级成熟与“道”的相对削弱的矛盾。

（二）“中和之美”占据主流与缺乏“创新求变”的矛盾。

（三）“追名逐利”的心态与“人格修炼”的矛盾。

（四）“评选机制”的单一与艺术须“百花齐放”的矛盾。[42]

所列举之社会世相，关乎艺术教育大事，所有直言不讳，有的放矢。目前全国高校高等书法教育的规模、目标、管理、方式并不相同，而官僚本位对书法的干涉过多，随意性更大，导致高等书法教育面临不少问题。但作为高等书法教育的导师，明确“书法以传心”（项穆）的功能，必须深切认识到自己的责任和使命感，在传道、授业、解惑时，能够从容中道，游刃有余，担当起振兴高等书法教育的重任。弘既往之风规，导将来之器识，则中华文化必将因此而辉煌灿烂也。